zyhmm - 2007-11-19 12:49:00
风水建筑钩沉(华中科技大学万艳华)
本文为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万艳华所作，读来觉得很系统，想这几年来，互联网的资源越来越多，将先生们的旧文拿出，不致沉埋箱底，以为同好们所知。
一、风水建筑的内涵与意义
风水术是我国古代关于城市与建筑环境的基地选择和规划设计的知识与学问。作为一种建立在玄学或原始科学基础之上的、对于人与环境的约定关系的不懈探讨，风水术不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或价值准则，而且还借用我国传统的建筑形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符号系统——“风水建筑”。简言之，风水建筑就是风水师作为“趋吉避凶”的特定媒介物而大量运用的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它所注重的基本上不是物质功能层面上的问题，而是这一媒介物所对应的人类命运的吉凶。这种把建筑形制作为人类与其住居环境之吉凶关系的联结中介、以物质形式反映抽象的玄学思想的作法，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追根究底，为什么会出现风水建筑呢？宋代大儒蔡元定在其风水著作《发微论·裁成篇》中说得好：“是故山川之融结在天，而山水之裁成在人。或过焉，吾则裁其过：或不及焉，吾则益其不及，使过于中，截长补短，损高益下，莫不有当然之理。其始也不过目力之巧、工力之具，其终也夺神功、改天命，而人与天无间唉。”蔡元定的所谓“裁成”，就是根据山水的自然本性，用人力使之完美，过分的去掉一些，不足的增加一些，最终达到改变天命的目的。正是因循这一逻辑，风水术选用了我国一些传统建筑（如亭台楼阁、宝塔、桥梁、牌坟坊等），使其处于某些特定位置，“截长补短，损高益下”，达到优化与改善风水效应的目的；这一类建、构筑物，也就是本文所指的风水建筑。
长期以来，由于儒家思想一直被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从而也导致了近现代建筑史界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及其功能时失之偏颇，过分注重中国古建筑的形制及“营造法式”，而忽略了附会在某些特定建筑之上的风水象征意义。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谈及“中国建筑的精神”时说：“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物自然不在话下，城市中不论集中的，或者散布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地出现一种对‘宇宙的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意义。”李约瑟这段话显然就是希望我们注意到我国古代建筑所蕴含的象征主义意味，特别是风水的影响。本文明确提出“风水建筑”的概念，并进行一些基础性研究，其目的亦在于此，通过探讨我国各种风水建筑的功能、意义与位置经营及一般作法，使大家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不再忽略风水影响的客观存在。
二、风水建筑的功能、类型及一般作法
在“趋吉避凶”这一总体目标追求之下，风水术又根据人们的不同心理需要，分别形成以下5种主要的风水建筑。
1、“兴文运”——文峰塔
高见南《相宅经纂》卷二《文笔高塔方位》云：“凡都省府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方位上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这是因为，风水术认为，文峰塔（或奎星楼、文昌阁，亦称文笔塔、文成塔、文光塔、文星塔、文风塔、文通塔、振风塔、炜风塔、祟文塔、起元塔、三元塔、聚星塔等）形似毛笔，直插云霄，有助于接纳天地灵气，使该地文运昌盛、科考夺魁。因而，我国以“兴文运”为目的而在城市或村镇外围建立的文峰塔、文昌阁比比皆是。文峰塔的修建，一方面弥补了自然山水环境的缺陷（如没有高山、文峰低小，或东南方向地势低洼、空缺），使城镇外部景观环境更趋完美，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愿望，促进了本地文风、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文峰塔，自隋唐开科举之后得以大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鼎盛，它多采用佛塔形制，且大多可登临。为什么要用佛塔来“兴文运”呢？《芳溪熊氏青云塔志》说得明白：“形家之言以为畅山气、挹川流，因起文心之富有者，莫过于释氏之浮屠（即塔）。”这也是塔大量作为其它风水建筑类型的原因。
隋唐前的文峰塔皆为方形，宋以后改用八角形；一直到明清，八角形均为主要形制。其塔身多雕刻佛像，佛像的形式变化多端。塔的方位常在城市或村镇的东偏北（15°） 、东南、南偏东（15°）、南偏西（15°）亦即甲、巽、丙、丁等4个方向上，且多立于城外山顶、山麓或城墙上，其坐向以“去处为向、来处为坐”。
文峰塔在我国分布极广，尤以山西、四川、江西、云南、安徽等地为多。较著名的文峰塔有山西河曲县的文笔塔。河曲位于晋西北边区，人才辈出；为进一步倡盛文风，由当地县官亲自设计，立一大笔为塔。直接采用状元大笔的形状作塔，这在全国独一无二。此外，钟祥的文风塔建于龙山之上，塔有二十二级、16米，为城东制高点；塔刹竖铁笔一支，直刺青天，大有倚天铺云、尽写乾坤之势。据传，此塔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文峰塔，创建于唐广明元年（850年）、重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时人谓“邑中人文风之盛，盖由于此”。
配图：山西河曲县的文笔塔
2、“水口锁钥”——关锁建筑、水口园林
所谓“水口”，乃是“一方众水所总出处”（明缪希雍《荆葬翼·水口》）。它既是河水流入和流出基址的地段（前者称“上水口”，后者为“下水口”），通常也是人流出入的咽喉要地。“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水来不见其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则财用不竭”（《入地眼图说》卷七“水口”），因而，要留住财气，其去口宜关闭紧密。为此，除选好水口位置（多选于山脉转折、犬牙交错或两山夹峙、清流环绕之处）外，还须建筑楼塔桥堰之物，增加水口的锁钥之势。
最普遍的作法是以桥作“关锁”，以辅以树木、亭、塘。在人文层次较高的地区，则以楼、阁、庙、亭、塔等古建筑为主，辅以堤、树、桥等；正如徽州考《川仁里明经胡氏支谱》所描述的那样，“水口两山对峙，涧水匝村境……，筑堤数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来水，如之字以去。堤起处，出入孔道，两旁为石板桥，度人行。一亭居中翼然……，有阁高倍之……，曰文昌阁”。平原河网地区的水口，则常在水中央立沙洲（称为罗星洲）或作土墩，并在洲或墩上建庙或阁，如浙江乌青镇的分水墩上即建有阁。总之，通过“关锁建筑”的不断增建以及人们长时间的苦心经营，水口地带往往成为山石犬牙交错、清流左环右绕、建筑各抱地势、树木郁郁葱葱的风景之地，人称“水口园林”。
水口的方位以基址的东南方（巽位）最佳（指下水口，上水口则以西北方的乾位最佳），这源于我国大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故有“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一江春水向东流”之说）。理想的水口方位与理想的风水格局（座北朝南）相匹配，但理想的风水格局在自然界并不多见（即或有，亦已建城或村镇）；因此，水口不一定都在东南方，只要是基址的低处就是水口，这样的方位组合使关锁建筑的座向亦随之而变。
水口离城市或村镇的距离有远有近，多在“一里至六、七十里或二、三十余里”（《入地眼图说》卷七“水口”）。大中城市的水口距城市较远，且有多重水口、关锁水口的建筑亦有多处。据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云，清时广州即在珠江出海口建有三重水口塔，因为“形家者以为中原气力至岭南而薄，岭南地最卑下，……其东水口空虚，灵气不属，法宜以人力补之。补之莫如塔，于是以赤岗为巽方（即东南）而塔其上。觚棱峻起，凡九级，特立江干，以为人文之英锷”；除赤岗塔以外，为使水口形势更加缜密，接着在赤岗塔以东25里的二洲头的江中沙洲建海龟塔，然后又在海龟塔沿江而下的虎门束海口建浮莲塔。广州出海口著名的“水口三塔”，使广州乃至“全粤扶舆之气”因此而完固；类似的例子还有福建泉州和湖南衡阳的“水口三塔”。
3．“镇邪祛煞’——厌胜建筑
风水的惯常作法是在“趋吉”的同时还要“避凶”，实在避不开，就采取镇压的手段来达到保镜安民的目的，从而形成了各种专门用以镇压风水的“厌胜建筑”。“厌”本与“压”同义，“厌胜”乃取五行“相克制胜”之意。这类建筑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巫术性质（因厌胜术本为道士的法术），其功能是镇煞压邪、补足形势，其形制有塔、庙（龙王庙、土地庙）、楼（奎星楼）、阁（回澜阁）等，其镇压的对象分别有龙首、“火形山”、恶水、煞气、罡风以及“王气”或“偏霸之气”。
3.1、“龙首当镇”
按风水观念，龙脉（即山脉）中行走的地气（生气）只有聚结下来，才能对人产生吉祥作用；反之，亦即“气因势而止，穴因形而结，过山无情，其势未止，其形未住，故不可葬”（晋郭璞《葬书》）。因此，如果主山龙首气脉仍有蜿蜒向前、不能停聚的意思，就必须运用厌胜建筑进行镇压，这就是“龙首当镇”。最明显的例子如浙江龙游的横山宝塔，“镇于张祠面山之巅，山形如天马驯槽，堪舆家嫌其首不内顾，……因建塔镇之山”；同样的例子还有浙江普陀和天童山的“镇莽塔”，等等。
3.2、镇火的风水建筑
安徽旌德县城的地形很像“五龟出洞”，如果让龟出走，就会带走当地文运和财气；另外，县城西南方有一座形状似火（即风水中的“火形山”）的梓山，导致城里经常失火。为了“定龟”和“镇火”，当地人于清乾隆年间特地修了一座文昌塔。
3.3、挡煞的照壁或影壁
照壁或影壁是我国传统建筑的独特元素。作为大门的附属建筑，它不论在门外还是门内，都有挡风、遮蔽视线的作用；壁上若有装饰（如九龙壁等），则还有避邪与美观的作用。由于中国民俗认为鬼走直路且脚不着地，因此须设照壁或影壁挡鬼避邪、遮风收气。此外，也有在小巷端头、丁字路或墙角直冲之处采用“泰山石敢当”或小庙挡煞的作法。
3.4、镇王气——广州的镇海楼
风水家认为，广东僻居东南一隅，其脉从南岳至于大庾、从大庾至于白云，千余里间，为危峰大嶂数百计，来龙既远，形势雄大，故有偏霸之象。为此，明永嘉侯朱亮祖勘定南粤之后，即在越秀山颠建此镇楼，以压其气，使岭南形势大异昔时、偏霸之象不复存在。
3.5、“宝塔镇河妖”
为了防止洪、风、蝗、雹等灾害作崇，风水也各有回澜阁、镇江塔、镇风塔、镇蝗塔等厌胜建筑来加以弹压，如延河宝塔，宁夏灵武的镇河塔，浙江兰溪的镇江塔，乌鲁木齐的镇龙塔与镇妖塔，广东肇庆的元魁塔，云南洱源的镇水塔、剑川的羊岑塔（镇蛟洪、逆龙、雪雹之灾）和镇蝗塔等。这一类厌胜建筑多半规模较小、不能上人，多用砖石材料、建造粗糙，且孤立出现在村前邑旁或山巅箐口，其建筑名题亦依镇压对象而定（如前所列）。
4、“障空补缺”·培补建筑
风水总是首选“四神相应”、“龙虎正体”的均衡山水图式，但这种理想图式在自然界毕竟不多，更多的是“而有偏枯之病”的山水图式。对这些略有缺陷的山水图式，风水往往通过人工“裁成”之术对山水形胜进行增益或修补，来取得“障空补缺”、“均衡形局”的作用。比如常熟方塔的兴建，即因常熟外砂山“右高左下，失宾主之辨，宜于苍龙左角（即城东）作浮图以胜之”。再如，台湾澎湖厅总镇署的案山是位于隔海半岛的纱帽山，既远又低，为了增高山势，也在山上建了塔。
这样的例子还有陕西韩城的文星塔。据明冷崇《创建文星塔记》云，“盖闻宇内有不及者而培补焉。练石补天，断鳌培地……盖从来陕境名区，天工居其半，人工亦居其半。……曰：作之、屏之、平之、启之、辟之、攘之、剔之，则知人力之培补为不可少云。世宗宪皇帝御极之年，分府杨公摄县椽，流览韩邑山水，不甚额喜。第巽峰微不耸拔，议建一浮图培补之，上塑魁星，北建文昌庙……”；由此可见，此塔是借“文星”之名，以“人力之塔补”韩城山川形势之不足（即增加东南方向山峰的高度）。
另外，《阳宅会心集》云：“城门者，关系一方居民，不可不辨，总要以迎山接水为主”；为此，四川阆中古城因西门迎山接水较难，故其“如有月城（即瓷城）者，则以外门（瓮城门）收之；无月城者，则于城外，建一亭或做一阁，以收之。”宋以来，阆中城惟西门无瓮城，而门外筑有石坝、石匮、石鱼翅，建有石匮阁、王爷庙、揽胜山房、阆风亭，置有镇水铁犀、石犀，显然是因迎山接水较难而采取“障空补缺”措施来加以改善。
5、“吉气丰盈”——祈福建筑
风水中的祈福建筑有两大类。一类是独立存在的，如福清的瑞云塔，广东肇庆的崇禧塔、潮阳的祥符塔、河源的龟峰塔，陕西的枸邑的泰塔。较有趣的则有云南洱源凤翔镇的留佛塔，相传凤翔镇从佛堂村请来佛母，以佑乡民，使其四季平安、六畜兴旺、人寿年丰，然佛母常思故地、不安职守，不时逃回原址；后蒙高僧指点，建留佛塔留住佛母，使其扎根。此外，湖北沙市的万寿宝塔，由明藩王朱宪（火节）为嘉靖皇帝祈寿祝福而建，算得上是皇家的风水祈福建筑。
另一类是附属在住宅平屋顶上的“风水楼”或“风水影壁”，多见于山西平遥、介休的民居。它们按“九星飞宫法”中九星临宫、吉地宜立高大壮实房屋的原则，在“延年武曲金星”方位，沿界墙墙顶或屋顶加高，筑成风水楼或风水影壁（砖格墙），崇其形势，并在风水楼内供奉坐宫“延年武曲金星”神位，以祈福降吉；这是一种典型的祈福建筑附加物。
二、结语
当前，关于中国建筑的研究正在时空框架上大步拓展：从时间上看，已由古代拓展到近现代；从空间上看，已由汉文化核心区向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拓展，或由城市建筑向乡土建筑拓展。但从研究的对象而言，仍主要集中在宫殿、坛庙、陵墓、宗教建筑、住宅、园林等传统建筑类型上面；对乡土建筑的研究虽已展开，但对风水建筑的研究仍无人问津。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常规，视风水为“旁门左道”而置若罔闻，我们就无法全面地了解风水之说对我国古代建筑的影响，也就不能完整地把握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精髓。为此，笔者对风水建筑的功能、类型及一般作法作了粗浅的考释，是希望籍此文抛砖引玉，与广大同仁共同营造一种用科学和学术的精神来探讨风水建筑的氛围，最终作到完善地保存与保护传统的风水建筑，更好地继承我国优秀的建筑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