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鼎园林设计师论坛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我记得以前在某本书（书名记不清了）上看到，在明代建极殿后面，和乾清门之间有座建极门，是为前朝的后门，清初修保和殿的时候取消。建极门是否真的存在过？ 我查别的书籍却没有发现相关记载。但是根据后朝前有乾清门后有坤宁门的格局推测前朝也应有相同格局，但现在前朝只有前门太和门，缺少了后门，希望大家解答，谢谢！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目前还没有充分的史料证实有建极门存在。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没见过关于这个门存在的证据，不过从现状来分析，感觉确实是存在一个门更合理些，否则前朝不是封闭的空间了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我还在继续查，希望能从南京故宫和凤阳故宫的资料上找突破口，因为它们的资料最原始也很真实。 北京故宫的资料被修改太多了，明代的资料不好找。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单纯顶一下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最近想了下这个问题，请看下面两张图： 一张是明南京宫城复原图，这图和中建史教材第111页上的图是一样的，应该较为可信。我想，如果这张图的依据没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初北京紫禁城和南京故宫一样，外朝到谨身殿就结束了，不存在一个谨身门（建极门）；
另一张是明初北京紫禁城平面图，没查到出处。这图谨身殿后也直接接乾清门，可以与现在的故宫平面图相印证。
当然，如果对中建史教材上这张复原图的准确性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关于我前面那个回帖说的前朝围合问题，现在保和殿两侧连有围墙，向前伸出与三大殿东西庑连接，实际上外朝已经形成围合空间；之所以有前朝缺乏围合之感，是站在保和殿后面看的结果，而这个后视角度是内廷向前观察的视角，从礼制和功能上看并无不妥。 从明初至清代，三大殿的台基位置与乾清门位置并无变化。通过在故宫实地观察，我个人认为乾清门前广场本身就是东西狭长，南北宽度并不大，如果在这里再插入一个比坤宁门形制更隆重的门，就未免显得憋仄了。后宫之所以存在一个坤宁门，实际上是为了当作御花园的正门的，坤宁门与后面的御花园联系更紧密而不是与前面的坤宁宫。同样，保和殿后的门——乾清门也是这样，是作为后续组群的入口。 后潭谨识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后潭兄上的两张图我都有,南京宫城那张应该是永乐西拓皇城后的布局,布局大体正确,但受到现在北京故宫的影响很大. 北京宫城那张同样也受到现在故宫的影响.比如后宫的交泰殿,三大殿形制等等. 我查阅了王剑英先生的<明中都研究>,里面引用了<明会典>里对中都宫殿的描述:"......奉天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曰谨身殿.殿后则后宫正门.......",北京宫城的布局其实是按照洪武十年之后根据中都布局改造的南京宫城,所以三者在布局上应该十分相似. 结论已经出来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学习中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bluebeatles wrote: 后潭兄上的两张图我都有,南京宫城那张应该是永乐西拓皇城后的布局,布局大体正确,但受到现在北京故宫的影响很大. 北京宫城那张同样也受到现在故宫的影响.比如后宫的交泰殿,三大殿形制等等. 我查阅了王剑英先生的<明中都研究>,里面引用了<明会典>里对中都宫殿的描述:"......奉天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曰谨身殿.殿后则后宫正门.......",北京宫城的布局其实是按照洪武十年之后根据中都布局改造的南京宫城,所以三者在布局上应该十分相似. 后来明南京宫城的后宫也是三宫，只不过乾坤二宫中间的不叫交泰殿而叫省躬殿，省躬殿基址现在还有。嘉靖时在北京增建了交泰殿才与南京更一致，其实是狗尾续貂。至于朱棣初营建北京宫城为什么未建交泰殿，我想是因为省躬殿是建文帝于建文元年为明志所建，永乐恶之而去除的。 上面那张南京宫城图上并没有绘出省躬殿，这是否说明它大概表现的是洪武年间的布局，而非bluebeatles兄所言“永乐西拓皇城后的布局”呢？中建史教材的图上是有省躬殿的。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斯飞 wrote: 后来明南京宫城的后宫也是三宫，只不过乾坤二宫中间的不叫交泰殿而叫省躬殿，省躬殿基址现在还有。嘉靖时在北京增建了交泰殿才与南京更一致，其实是狗尾续貂。至于朱棣初营建北京宫城为什么未建交泰殿，我想是因为省躬殿是建文帝于建文元年为明志所建，永乐恶之而去除的。 上面那张南京宫城图上并没有绘出省躬殿，这是否说明它大概表现的是洪武年间的布局，而非bluebeatles兄所言“永乐西拓皇城后的布局”呢？中建史教材的图上是有省躬殿的。 后潭 嗯......洪武年间的南京皇城从西华门到西安门的距离是和东华门到东安门是一致的,永乐时西拓皇城到清溪一线,所以形成了西安门到西华门距离是东安门到东华门的一倍.从现存的西安门和西华门遗址上看,两者规制和等级都不相同,应该不是一个时期建造. 建文时期的确对皇城做了不小的改造,包括对部分建筑的名称都做了改变.永乐时又恢复了洪武时的名称.省躬殿的基址我没有见过,我住在北安门,在明故宫玩大的.......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这张是你那张的原图,标出了省躬殿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你的第一张图是在现在的明故宫遗址公园北门照的，建筑是清代样式（汗啊~~），原先的位置我推测是在乾清宫、坤宁宫之间，现在地表没有任何遗迹，至少近20年我没看到。 那些柱础是散乱分布的，照片上那些是在第一张拍摄地以东的马路边拍摄的，风化侵蚀很严重，尺寸大些的可能是中轴线上建筑的，因为和奉天门遗址上的尺寸很接近。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这是奉天门遗址上的柱础，体量十分巨大（根据和人的比较能看出） 奉天门遗址上散落的构件较多，比如柱础、须弥座、角螭等等。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bluebeatles wrote: 你的第一张图是在现在的明故宫遗址公园北门照的，建筑是清代样式（汗啊~~），原先的位置我推测是在乾清宫、坤宁宫之间，现在地表没有任何遗迹，至少近20年我没看到。 那些柱础是散乱分布的，照片上那些是在第一张拍摄地以东的马路边拍摄的，风化侵蚀很严重，尺寸大些的可能是中轴线上建筑的，因为和奉天门遗址上的尺寸很接近。 哦，那可能那照片的位置差不多是省躬殿，但遗址已荡平了。谢谢。 奉天门的柱础……明初建筑体量确实巨大，可惜了～～～看来晚清的太和门比原先萎了不少呀。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在明初,谨身殿(建极殿,清顺治二年改称保和殿)后有云台门,应该是建在三层台之上的,明代初期的谨身殿的位置和今天的保和殿相比要更往南,是有建门的可能的,我推想这个云台门应该规模不大,甚至是牌楼门的形式也说不定.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蜚语 wrote: 在明初,谨身殿(建极殿,清顺治二年改称保和殿)后有云台门,应该是建在三层台之上的,明代初期的谨身殿的位置和今天的保和殿相比要更往南,是有建门的可能的,我推想这个云台门应该规模不大,甚至是牌楼门的形式也说不定. 转 我做的明代三大殿和清代三大殿对比图 作者：镇国公 在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中，对嘉靖时重建的三殿，有过如下的讨论过程。嘉靖对当时的内阁说：“我思旧制固不可违，因变少减，亦不害事。原旧广三十丈，深十五丈云”。根据这一记载，按明代营造尺度每丈合今3.17米计算，最早的“奉天殿”，面阔应该是95.1米，进深应该在47.55米。原来的前殿，广三十丈，深十五丈，现在的前殿太和殿，广只有63.96米，合明代营造尺度约二十丈一尺八寸，深只有37.2米，合明代营造尺约十一丈七尺四寸，三台上层最宽部位的宽度是108米，合明代营造尺度约三十四丈。而三台前凸部分丹陛的宽度按今尺为66米，也就是说现今的太和殿，面宽的实际长度比丹陛的宽度还要略小。可见由于三台是按原来基础的大小进行修复，没有被改动，只建筑本身是按嘉靖意见缩小了三分之一的，以致建筑与三台比例关系失调。 现在的太庙也是明代所遗留，同样也是建筑在三层石台之上，建筑的高大弘阔占满石台，由于建筑与台座比例适中，更显出建设的雄伟、壮丽。相比之下，宫廷的外朝反倒是台大屋小，两边以防火墙占居着台面两侧空旷的部分。依此而视长陵的享殿、故宫乾清宫等三座建筑，以及太庙(包括寝殿和祧庙)与台基的关系，才是明初保留至今的原有尺度。从而证明了，明代三殿在第二次烧毁以后，由于嘉靖朝重建时对建筑采取了缩制处理，使现在的三大殿，除了三台的大小没有改动以外，柱础和柱径(“木石围圆”)都被缩小了，这不仅成了今天这种三台大而建筑本身小的变化原因，也改变了建筑与台座之间的旧有布局。从现存三殿与三台的各自关系看：因为建筑规模的缩小，一方面造成了前殿的后檐向前推移；另一方面又使后殿的前檐向后进缩，使建筑与台座之间的原有关系出现变易，形成了后殿之前台座上的实际空间，反而比用于“大礼”的正朝“丹陛”还大的格局。 根据《明宫史-金集》记载：“上有渗金圆顶者，曰中极殿，即华盖殿也，殿之两旁，东曰中左门，西曰中右门。再北曰建极殿，即谨身殿也，俱嘉靖四十一年重修完工所更今名者也，殿居中向后，高居三躔白玉石栏杆之上与乾清门相对者，云台门也，两旁向后者，东曰后左门，西曰后右门，即云台左右门，亦名“平台”者也。凡召对阁臣等官，或于平台，即后左门也(参见《明宫史》13-1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 这段话又透露出两个信息： 第一个是在三大殿的最后一殿---建极殿（今保和殿）的后面，还有一个门，叫做云台门，这个门东西各有一门，即今天我们看到的后左门和后右门，这二门也叫做平台，皇帝可以在此召见大臣。 第二个是在中极殿（今中和殿）的东西两侧，是中左门和中右门，而今天这两个门却是处在太和殿的东西两侧。 因为所知道的资料有限，建极殿（今保和殿）和中极殿（今中和殿）的大小不清楚，但建极殿的后面因为有个云台门，所以该殿的位置应该比今天更加靠前。按工字形三台的实际宽度衡量，“镇极而峥嵘”的谨身殿，建筑体量的高大显然相当可观。明初的华盖殿正是“上仿象夫天体之圆，下效法乎坤德之方”，与今天中和殿屋顶采用“四角攒尖”的形式截然不同，是一座“若圆倪之无极”的圆顶建筑。《春明梦余录》中所说的“中极渗金圆顶，如穿堂之制”，三座建筑之间的距离较今天为短。 云台门和它东西两侧的后左门和后右门之间，以及中极殿和东西两侧的中左门和中右门之间，似乎应该用长廊相连，而不是今天的防火墙。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1, 华盖殿顶为圆形不等于平面也为圆形. 具体例子可见北海五龙亭 2, 南京明故宫遗址的那个复原图无任何参考价值, 是根据北京故宫平面臆造出来的, 更恶劣的是, 是根据乾隆时期扩建建福宫花园, 占用英华殿东部群房空间之后的北京故宫平面造出来的 3, 明朝谨身/建极殿的位置确实比今天靠南, 云台门可能是随墙门或者牌楼门
yuanyang - 2007-12-24 23:40:00
明朝三大殿更有可能是这样的
yuanyang - 2007-12-24 23:41:00
看看故宫古建部李燮平先生最近写的一本书《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里面提到这个问题了，且有配图。
yuanyang - 2007-12-24 23:41:00
哭山水 wrote: 看看故宫古建部李燮平先生最近写的一本书《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里面提到这个问题了，且有配图。 《从明代的几次重建看三大殿的变化》 作者 李燮平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外朝三殿是其中最主要的建筑，也是故宫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组建筑。高大、雄伟、辉煌的三殿坐落在全部用汉白玉包筑的三层石台上，每层台的四周都是雕刻精美的石栏杆，石台总高8.12米，边缘高7.12米，占地25000平方米。 三座大殿在明代初建时，最前面的叫奉天殿，中间的叫华盖殿，后面的叫谨身殿。由于发生火灾，明代嘉靖重建以后，把它们改为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清代才改成今天的名称，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太和殿是三殿中最大的一座。它的总高度为35.05米，横宽63.96米，纵深37.2米，共七十二根立柱。以中国建筑四柱之中为一间计算，是由五十五间房屋组成的巨大建筑。即使如此也还不是明代最早建造时的体量，原来的体量实际上比这还要大的多。 根据有关记载，明代初建时的奉天殿，面宽应该是95.1米，进深应该在47.55米。由于建造耗资巨大，且几经烧毁，使后来的封建皇帝，几乎修建不起，不得不把它变小，同时形制上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情况和过程，在有关历史记载中，还可以找到，把这些记载综合在一起，不但对了解故宫的沿革有益，而且有助于增加对明清两代建筑风格演变的认识。 ㈠关于明代三殿的几次烧毁和重建 故宫建成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建造整座皇宫究竟用了多少时间，笔者另有专文【1】，这里不做详述。仅就其中的三大殿而言，除了初建以外，明代还有过三次重建，一次是在正统朝，一次是在嘉靖朝，还有一次是在万历至天启时期。 根据记载：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2】，因为没有详细的记录，三殿被火毁到什么程度不清楚。北京营建耗费了巨大的财力，而刚建成不久的三殿即被火烧毁，这使得朝论沸扬，“台谏交口”。永乐又于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1423)和二十二年(1424)，连续三年北征并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三殿在永乐时代没有能再次兴工，而是经过了21年的时间，到正统时才完成重建。 对于三殿的重建，虽然《明典汇》记称：“正统元年(1436)，遣太监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吴中，督造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但这一记载未能被《英宗实录》所同证，相反，根据《英宗实录》记载：对阮安等人任命的实际情况是：正统元年十月，“辛卯，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这一城垣工程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施工命令的下达有一定的交叉性。最初命令的下达，主要是因为“初京城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3】。根据《英宗实录》的记载来看，正统二年(1437)十月“甲子，以修京城门楼、角楼并各门桥毕工，遣官告谢司工之神”【4】，这一工程大体结束。但是这期间的二年正月丙午，“遣少保工部尚书吴中、右侍郎邵返祭告平则、西直等门及城壕之神，以城楼、城壕圮坏，欲改作修治”【5】。以此为始，又开始了对各门城楼的修缮工程，并将“九门旧有木桥”，“悉撤之，易以石”，直到正统四年(1439)四月丙午才最后完工。所以后来的工程，《英宗实录》是以“自正统二年正月兴工，至是始毕，焕然金汤，足以耸万国之瞻矣”【6】作为记录，只是在记载方式上，同时又将先于这一时间开始的“月城”等内容，在文字上做了统一记述。 三殿的重建，根据《英宗实录》记载，实际是正统五年(1440)二月庚辰“以营建宫殿发各监局及轮班匠三万余人，操军三万六千人供役”【7】，三月戊申，“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是日兴工”【8】；到六年九月甲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成”【9】。由于《明典汇》等著作对有关任命和三殿实际重建时间的记载，与《实录》有所不同，有的研究是以正统元年为重建的起始时间，正统五年为竣工时间，所以，笔者仅就自己的考察，对有关问题做一点必要的说明。 根据《英宗实录》的记载，正统时期，包括两宫的修缮在内，用于再建的时间只有一年半。正统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三殿的重建工程?根据笔者考察，一方面因为这次烧毁没有后来的两次火灾严重，又有永乐初建时剩余的材料和后来洪、宣两代皇帝的采办作为基础，另一方面根据有关记载分析，还在于这次重建与永乐初建时的形制有所不同。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不同，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只是在讨论之前先要看看后来两次烧毁和重建的有关情况和内容。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三殿两楼十五门俱灾”【10】，巧合的是这次大火也是发生在四月时节，当日(丙申)“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骤起，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蓝格钞本写为“谨身、华盖”——引者，下同)二殿，文、武楼，奉天门，左顺、右顺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11】。因为烧毁过重，使当时的嘉靖皇帝不得不颁诏“暂设朝仪于端门”【12】，但对于如何重建，究竟是先做朝门好，还是先做三殿好，一时拿不定主意。由于明代诸司实行的是三年一朝觐的制度，下一年正是大朝之年，届时天下官员都要来朝，考虑到“兹因明冬万方入觐，目前悉端门行礼，颇不雅观”【13】，而三殿的营建，“事体重大，工费浩繁”【14】，所以还是决定先做朝门和午楼。这样实际上可以使已经一片荒凉的外朝地，即有朝所，又遮荒僻。因此当时对门、楼工程催办甚急。但留下来的营建记载却是：嘉靖三十六年十月丁未“以重建大朝门兴工，上亲告大高玄殿”【15】。三十七年六月辛卯“新建朝门、午楼、东、西角门，左、右顺门，阙左、右等门工完”【16】。一直到四十一年(1562)九月壬午“以三殿工成，命公朱希忠，侯顾寰，驸马许纵成，伯陈鳎、方成裕，尚书雷礼，督都朱希孝，分告南北郊、太庙、社稷”【17】。其间出于殿门工程的紧迫性，虽有“殿工少缓不妨”【18】的话，但三殿本身到底何时动工却无记载。 根据《古和稿》：三殿上梁的时间是三十九年(1560)四月二日【19】，距离四十一年九月完工的时间，将近两年半，按工程操作程序推算，所剩应为屋顶部分的贯椽、钉望板、苫背、晾背、瓦，以及墙体的砌筑，内外檐装修、木构架的油饰、彩画等。但明《世宗实录》又有嘉靖四十年四月“己亥，以三殿迎梁，遣镇远侯顾寰等分祭所过禁门”【20】的记载，可见《古和稿》中的“庚申(三十九年)四月二日上梁”，实际上应该是奉天殿上梁的时间，《世宗实录》所记，已经是华盖、谨身等殿迎梁的时间了。这与万历至天启时的重建情况基本一致，即：三殿本身也同样采取了次第兴工的方式。根据后来天启元年(1620)，御史王大年的一段奏称：“查得嘉靖间，以一年完门工，四年完殿工”【21】，门工又确实完成于嘉靖三十七年的情况来看，到四十一年三殿建成，相距时间和王大年所覆正好相同，与先行起建的“门工”以及完成的时间也完全一致，可知嘉靖时重建三殿，实始于三十七年门工完成以后，的确使用了四年时间。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戊寅)，三殿再次发生火灾，“火起归极门，延至皇极等殿”，除了午门及其以外地区没有被毁，其它情况和嘉靖时的火灾差不多，也是包括“文昭、武成二(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为“两”)阁，周围廊房一时俱烬” 【22】。使外朝的范围“自掖门内，直抵乾清宫门，一望荒芜”【23】。但这次重建拖延的时间非常长，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十六日三殿经始清基”【24】后，到四十三年(1615)闺八月庚戌“三殿及箭楼开工”【25】。其间又因为种种原因，断断续续。历经泰昌，一直到天启二年(1622)正月乙丑“殿工暂停”【26】，天启五年(1625)二月“二十三日壬寅”再度兴工【27】。其后，先是天启六年九月甲午“皇极殿成”【28】。一直到天启七年(1627)八月“乙未，中极殿、建极殿插剑“悬牌”【29】，同日“报竣”【30】，才最后完成三殿的重建。 从“清基”算起，万历至天启时期对三殿的重建，先后经历了几乎将近24年的漫长过程；如果从万历四十三年的营建开工起算的话则为12年；扣除其中天启时期暂停的3年时间，实际营建所用时间也已达到9年。 从上面三次烧毁和重建的不同情况来看，后两次火灾的损失，都比永乐时大得多。尽管万历时午门及其以外地区没有被毁，但重建所用时间却比嘉靖长的多。排列下来，虽然从重建所用时间的长短来看，万历至天启重建的三殿与嘉靖时没有可比性，但重建工程的内容却与嘉靖时有共同点，即都包括三台本身的修复，而正统时期能在那样短时间迅速完工，不仅因“其材木诸料俱旧所采办积(南京本脱‘积’字)储者”，而且除了廊庑未毁，显然还在于三台本身也不需要大的修复。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不同比较，可以发现：明代的三次烧毁和重建，虽然条件和客观因素各有不同，但是如果按重建工程内容和所用时间的综合对比来衡量，不但以嘉靖时期最具代表性，而且还是三殿发生最根本变化的一次。现在就让我们以嘉靖重建为中心，分别看看三殿的几次重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㈡重建工程给三殿形制带来的变化 三殿形制在明代几次重建中发生的变化，可以从现存的一些记载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中证实。 正统有所权变 正统重建的三殿为什么会发生权变，这得从《世庙识余录》的一段记载谈起。嘉靖时所建三殿规制，《世庙识余录》记载：“三殿规制，自宣德再建，诸将作皆莫省其旧，而匠官徐杲能以意料量，比落成，竟不失尺寸。”【31】 这一记载实际上隐含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也是正统重建不得不有所权变的原因。 宣德无大工 洪熙至宣德时，工部尚书吴中对当时的输班人匠控制极严，差役之重，有一户就被征五六丁的，经常发生人匠潜逃的事，也时常有请差人缉拿的上奏。对这些事，宣德屡有敕谕，令“善抚恤”。这个问题可以追至最早的“大赦诏”：洪熙元年(1425)六月“庚戌”，上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曰：……见起在京做工人匠有二丁、三丁者，放回一丁；四丁、五丁者，放回二丁，六丁以上者，放回三丁，其单丁应役二年以上者，放回休息”【32】。但是不久，洪熙元年十月乙末，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就奏请：“营缮军夫多逃者，当遣人迫捕。上曰：军民执役者有口粮、有食盐，按月支给之，又屡命尔等善抚恤，毋竭其力。今多逃者，非刻其食粮则必横加暴虐，不必遣人迫，但移文有司令明年春暖自来赴工”【33】，根据明代规定，凡逃亡人匠，遇赦虽不予追究，但须在指定期内重新赴工，补足缺欠工数。所以到了宣德元年(1426)七月乙未，由于有工匠没有按期到工，“行在工部言：工匠逃亡者，赦后过期，请差官追捕”。宣德称“工匠久处京师，有司不能存恤，饥寒切身不免逃亡，赦后虽欲赴京，道途之费岂能猝备，况有远在数千里外者，宜量地远近宽立期限，命本处有司起送赴京，不用差官烦扰”【34】，并于九月戊申，再次下令，“命行在工部：凡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余皆放回，俾后更代”【35】。 值得注意的是，在吴中极力控制人匠的同时，宣德却曾经三次提到京师没有大工的问题：一在宣德元年七月，即工部“请差官追捕”时，称“京师无他营造(山陵除外)，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无益也”【36】；一在宣德五年(1430)二月罢采木之役时，称“今京师无大营缮，当东作之时而工部采运木植未已，岂不妨废农业(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为“业农”)……【37】，并于癸巳再次“敕谕行在六部、都察院曰：……自今工匠一户有二丁者，令一丁赴工，一丁放免；四丁者，两丁赴工，二丁放免；六丁以上俱准此例”【38】；还有一次是在宣德八年(1433)十一月丙午，“上顾尚书吴中曰：今无大营建，而天下工匠至者动以万计，孝陵军匠几何，况先朝已有优免(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写为“免优”)之例，尔复役之，是不知有祖宗陵寝，其悉遣还。既而顾侍臣曰：工部不得人如此(校勘本写为“比”)，今但为祖宗所用之旧，故曲容之耳”【39】。宣德怨尤的确有他的缘由，因为宣德三年(1428)三月的时候，因有言“工匠多老幼残疾不堪役者”，宣德就指斥过吴中：“老幼残疾不堪役者，屡命尔放免而仍一概拘役，有仁心者不如此”【40】。 但是根据《实录》的记载，宣德元年十月，吴中确实有过“拟来年修造殿宇”的奏请，而且《宣宗实录》中的记载是“上命姑止之”【41】。从当时历史看，虽然洪熙时由于“法禁稍解”，出现了请“回銮南京”的情况，甚至开始修理南京殿宇，并导致了北京复有“行在”之称。但是从明《实录》的有关记载来看，洪熙到宣德，为实现北京三殿的重建，采木和烧造砖瓦又很多，以致因为闲置日久，多有盗用。吴中本人也因为在宣德三年六月时“私以官木(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写为“棺木”)、砖瓦遗太监杨庆作私第”，而被“下狱”【42】。同月己亥，宣德皇帝对都御史刘观等说：“北京各厂、库、局所贮木、石、砖、瓦等料，皆劳苦军民以积于此，而工部及主守之人略不念其所自，视同己物，私以与人不可胜计”【43】。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宣德时的确有着重建三殿的计划，只是因为被搁置未行而没有做成。 吴中“被狱”不久，就得到放还，所以尽管宣德屡有敕谕，但从吴中始终征役不弛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与吴中出于“职守”考虑有关。负责营建料理事务的吴中，由于在工部日久，有“职务填委，规划井井然”的声誉，自然深谙匠役征聚之不易，也知三殿无论如何也总然要建，所以虽然大役未兴，但总是通过各种方式羁留人匠，以致使宣德时期出现“天下工匠数倍祖宗之世”的情况，劳役之重也同宣德所说京师没有大工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因其为人又有“不恤工匠，又湛于声色”的一面，所以被“时论鄙之”【44】。但从洪、宣两世的采木和吴中征役的整体情况来看，《宣宗实录》中的“姑已之”以及其后再无下文，的确与“诸匠作皆莫省其旧”而使三殿没有做成一事，不无关系，只是不便在《实录》中直书实记罢了。 《实录》之所以被称为“实录”，既因所记皆出自史实，但又因有为封建皇帝树碑立传的性质，所以虽出自案牍，却并非事皆尽言。因此《宣宗实录》中，宣德对吴中的遣责虽多有记载，以彰“帝王之德”，但对吴中所以敢于如此征役的根本原因，却少有开脱，使得《实录》的记载中：吴中尽管不断受责，但却未尝以一再“忤旨”而治罪，至少证明吴中虽无清誉，毕竟是在为封建皇帝的根本利益服务，恐怕也是吴中尽管不断“忤旨”，却并不因此而被开罪的根本原因。何况就事情本身而言，无论在《实录》中，记载(老子时)因为匠作“无能”，无法恢复“旧制”，还是证明(自己手里)建造起来的三殿不如永乐时的三殿好，都难免有所不宜。因此《英宗实录》对三殿重建一事的记载，主要以“发见役工匠、操练官军七万人兴工，其材木诸料俱旧所采办储积者，故事集而民不扰” 【45】为渲褒。笔者认为“其材木诸料俱旧所采办储积者”，和宣德时天下工匠数倍祖宗之世的“盛况”，其实恰恰反映了对三殿重建完全具备条件的宣德时期，却偏偏没有建成的客观事实，从而也证明了《世庙识余录》中所谓“自宣德再建”一事记载的可信性。 吴中与三殿 吴中从永乐五年(1407)开始任工部尚书，十二年(1414)扈从永乐进行北征，后来因丧还归故里。艰归起复以后，于十四年八月改任刑部，十九年(1421)“忤旨系狱”，洪熙登极以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才被赦复官，并于同年十月重新改任工部。从这些情况来看，吴中虽然参加过永乐北京的营建工作，却并非始终任事如一，所以尽管《明史》关于吴中的记载称：“先后在工部二十余年，北京宫殿，长、献、景三陵皆中所营造”【46】，其实这只是说他从永乐初，任职工部，到后来又回到工部，“先后”总计在工部呆了“二十余年”，永乐时十年，洪熙一年，宣德十年，至正统七年卒，对宫殿营建设计的实际参与，严格说应该是以正统时期为最多，并因“三殿成”而“进少师”，《明史》所记“北京宫殿”一事，较大成分应当指这段时间而言。与《明史》的记载相比，《英宗实录》所记载的“累朝营建山陵、宫殿，中皆有劳”【47】其实更为客观，因为吴中对“永乐北京营建”的参与，主要在早期工程，而且劳在职守，北京宫殿的规划与设计却未尝以其为主，所以《实录》对其“业绩”的记述，以山陵在前，宫殿在后为序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新近出版的《北京通史》，也认为永乐十五年开始的“更大规模的营建北京城的工程”，是“由当了二十余年工部尚书的吴中负责具体设计”，但依吴中的实际经历考察，这段时间正是吴中离开工部的时候，和吴中任职的情况不符，与永乐北京宫殿营建的实际情况也不太能够取得一致。所以笔者认为，这可能正是宣德时期，吴中虽在其位，但因“诸匠作皆莫省其旧”，吴中其实也并无其能的原因。 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从洪熙开始的对南京宫殿重整工作，到宣德初还没结束，这一工作正是由吴中主持的工部负责总料理，实际执行者则为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由于“诸匠作皆莫省其旧”，吴中又并非永乐北京宫殿的“具体设计”者，致使宣德想重建而不能，说明北京宫殿与南京宫殿，在具体形制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的“诸匠作”，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并不能借用“南京”作为北京宫殿重建时的参考，客观上也使重建工作成为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蒯祥与阮安 宣德时，参加过永乐初建工程的蒯祥等人还都在世，三殿终于没有建成，一直到正统时，才在蒯祥等人的参与下建造起来。《苏州府声》记载蒯祥“能立大营缮，永乐建北京宫殿，正统中重建三殿及文、武诸阁，天顺末作裕陵，皆其营度”。但《宪宗实录》对蒯祥的记载却是：“以木工起隶工部，精于工艺。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积劳累官营缮所远、太仆少卿，左、右侍郎，食正二品俸”，说明蒯祥提升“所丞”等官职，是在正统以后。《实录》中还称“又以考满，升俸一级”，这才是《苏州府志》蒯祥传中“初授营缮所丞，累官至工部左侍郎”，所谓“食从一品奉禄”的原本情况。 《实录》出于体裁关系，记述务求精练，对人与事的记载，往往撮其主要，文字也多简达，但因有考核记录等实迹作为参考，只要事情本身没有因为特殊原因造成笔削，应该说，比其它史料更为真实可以为凭。两条记载综合来看，虽然蒯祥参加了永乐北京宫殿的有关营建，但对北京宫殿的重大贡献却是在正统以后，且自此累有擢升。这与过去认为永乐北京宫殿出自蒯祥之手的认识，实有出入。虽然《实录》在修纂方面，由于“当笔之士私好恶焉”，有时也会存在某些记载并不全面和客观的情况，但从《宪宗实录》对蒯祥“为人恭谨详实，虽处贵位，俭仆不改”的赞扬来看，至少对蒯祥的记载，并没有存心贬抑的情况，相反倒是不惜笔墨以“工作不衰”的评价尽力褒奖。从这种情况来看，如果蒯祥在永乐三殿的营建中确曾功树一方，《实录》绝不可能有意不提，因此在过去的研究中，对永乐北京宫殿的营建，把蒯祥作为木工方面代表人物的认识，就不能成立了。但蒯祥又的确是一个有能为的匠师，所以《实录》在记载他事迹时，先是称“以木工起隶工部，精于工艺”，然后才记述了“自正统以来……”等诸文字。既表述了他的功绩所自，也说明了正统以前得以隶籍工部的原因，证明他的确可能参加过永乐北京宫殿的营建工程，只是不像《苏州府志》记载的那样“皆其营度”，更没有主持永乐时的三殿大工。 另外，根据《实录》的记载，蒯祥死于成化十七年(1481)三月，卒年八十四。即使以永乐十五年(1417)做为起算，当时年龄也不过才20岁，无论从年龄和经历，还是所能具备的经验而论，对如此巨大的工程做主持，恐怕还难当其任，这与《实录》中没有关于他主持永乐三殿的记载颇能吻合。因此综合比证之下，笔者认为，对蒯祥的有关记录，还是以《实录》的记载更为确实和可靠。这不但可以使我们得出《实录》对蒯祥记载完全可信的结论，更主要的还使宣德时期，出现包括蒯祥在内的诸匠作“皆莫省其旧”的情况，完全可能。 另外还需要顺便在这里说明的一点是，正统中并没有重建“文、武诸阁”的事，根据《吴县志》对蒯祥的记载，称：“永乐十五年营建北京宫殿，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皆其营度”的情况来看，北京各府部衙署的正式起建，根据《英宗实录》的记载，的确是在正统重建三殿以后，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这不但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永乐时所毁只是三殿，的确不涉及周庑，还由此可知《苏州府志》中所记的“文武诸阁”，是《吴县志》中所记“文武诸司”的笔误。 笔者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是：蒯祥在正统三殿的重建中，虽然功不可没，但当时的营建首功却是太监阮安，而阮安的最大特点又是“有巧思”，并且早先也曾参与过永乐“北京”的营建工作。从阮安自身的特点来看：以阮安为首进行的三殿重建并使阮安因此得受首功，似乎并不仅仅是因其身负“皇命”的缘故。 通过以上三几个方面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它一方面可以证明：《识余录》的有关内容，所记的确不虚；另一方面也说明：包括两宫工程在内的正统时期，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建造起来的三殿，与永乐时所建三殿，事实上已经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所谓“自宣德再建，诸匠作皆莫省其旧”，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个是：宣德时因为“诸将作皆莫省其旧”，虽然想建，但没建起来；另一个是：正统时，虽然借助了永乐时所遗一些旧人的经验和能力，把它建起来了，却又不是与原来完全相同的样子，或者说与原来的“华美富丽”相比，实际上已经简单了许多。正是由于永乐时期的烧毁使主殿出现了失制的情况，才使这次重建“迟之二十一年至正统辛酉方完之”，并导致了正统所建造的三殿，“有所权变”情况的发生。 反过来，尽管《识余录》对徐杲极加赞扬，是不是徐杲的设计就与永乐初建时候的一样呢，其实也不是。 嘉靖“比旧量减” 在明《世宗实录》中，对嘉靖时重建的三殿，有过如下的讨论过程。嘉靖对当时的内阁说：“我思旧制固不可违，因变少减，亦不害事。原旧广三十丈，深十五丈云”【49】。根据这一记载，按明代营造尺度每丈合今3.17米计算，最早的“奉天殿”，面阔应该是95.1米，进深应该在47.55米。从前文列举的烧毁记载看，由于整个外朝已成灰烬，嘉靖不得不在“端门”设仪，不但使重建工作非常紧迫且困难重重，还使嘉靖产生了“因变少减”的想法。对嘉靖这一缩小三殿规模的想法，严嵩回答：“旧制因变减少，固不为害，但臣伏思，作室，筑基为难，其费数倍于木石等，若旧基丈尺稍一移动，则一动百动，从新更改俱用筑打，重费财力，久稽岁月，完愈难矣。臣愚谓，基址深广似合仍旧，若木石围圆，比旧量减或可，臣询之于众，皆同此论，候圣裁”【50】。根据《世宗实录》记载下来的这一商讨过程来看，正是由于更作基础不仅“重费财力”，还会形成“久稽岁月，完愈难矣”的局面，才使得嘉靖的想法与阁臣征询众意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成了当时重建的折中方案。 原来的前殿，广三十丈，深十五丈，现在的前殿太和殿，广只有63.96米，合明代营造尺度约二十丈一尺八寸，深只有37.2米，合明代营造尺约十一丈七尺四寸，三台上层最宽部位的宽度是108米，合明代营造尺度约三十四丈。而三台前凸部分丹陛的宽度按今尺为66米，也就是说现今的太和殿，面宽的实际长度比丹陛的宽度还要略小。可见由于三台是按原来基础的大小进行修复，没有被改动，只建筑本身是按嘉靖意见缩小的，以致建筑与三台比例关系失调。 另外，全故宫最大的一组建筑为什么只使到二样瓦，曾成为多年的疑问，从这里可以知道是与建筑体量的缩小有关。原来的三殿，比现在的三殿高大的多，而且应当是一组使用头样瓦的建筑必然无疑。这样才能与原来建筑体量的大小相称，并与它在故宫中应有的地位相符合。根据记载：明代制作头样勾头和滴水，一个工只能各作二个；头样筒瓦和板瓦一个工只能各作四个，而制作一个已经被缩小了比例的皇极殿大吻，也还需要170个工【51】才能完成。万历时重建两宫时用的琉璃瓦，达到97万件之多，当初那样雄大的三殿建筑，仅琉璃瓦一项就需要多少人力，可想而知。可见，正是由于建筑比例的缩小，才使故宫最大的一组建筑，只使到二样瓦，清代也不再有头样瓦的制作尺度了。 现在的太庙也是明代所遗留，同样也是建筑在三层石台之上，建筑的高大弘阔占满石台，由于建筑与台座比例适中，更显出建设的雄伟、壮丽。相比之下，宫廷的外朝反倒是台大屋小，两边以防火墙占居着台面两侧空旷的部分。依此而视长陵的享殿、故宫乾清宫等三座建筑，以及太庙(包括寝殿和祧庙)与台基的关系，才是明初保留至今的原有尺度。从而证明了，明代三殿在第二次烧毁以后，由于嘉靖朝重建时对建筑采取了缩制处理，使现在的三大殿，除了三台的大小没有改动以外，柱础和柱径(“木石围圆”)都被缩小了，这不仅成了今天这种三台大而建筑本身小的变化原因，也改变了建筑与台座之间的旧有布局。从现存三殿与三台的各自关系看：因为建筑规模的缩小，一方面造成了前殿的后檐向前推移；另一方面又使后殿的前檐向后进缩，使建筑与台座之间的原有关系出现变易，形成了后殿之前台座上的实际空间，反而比用于“大礼”的正朝“丹陛”还大的格局。 根据记载，明代大木，长者至六七丈，围有一丈六七尺，有的比这还要粗，由于连年采伐，木材的来源越来越困难，所以使嘉靖朝重建时，对于一些不够径粗的大木，不得不采用“中心一根，外辏八瓣共成一柱，明梁或三辏、四辏为一根”的包镶做法，以求得外表的一致。而且“以杉木代楠木”用于“金柱”的做法，也是从嘉靖开始的【52】。建于永乐朝的长陵享殿稜恩殿，面宽66.75米，进深29.3米，面积只与今天的太和殿差相仿佛，已经是我国现存最大楠木殿了。可惜永乐时期，用“自出水中”而得厂名的“神木”建造起来的三殿，雄伟如何，却无法看见了。 根据《世庙识余录》的记载，衡之《实录》的有关文字，建造三殿的徐杲，虽能“以意料量”而且“不失尺寸”，也只是说经过徐杲主持建造的三殿，在殿制自身的大小上，符合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徐杲的这一特点和阮安具有“目量意营”【53】的特长，颇有相似之处。大概也是正统时的阮安虽然只是个太监，却能在当初参加北京营建所遗诸人中，特受褒奖的原因。至于在永乐时就已有“目量意营”才干的阮安，究竟是因为在宣德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到正统时才有所发挥，还是当初就有过同种方案，只是宣德本人没有决心建造一座有所权变的三殿，而“命姑止之”，以至拖到正统时才一劳而就，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前者，作为封建社会，人才淹没是常有的事；若是后者，是否因为正统容易偏信太监的倾向所使之然虽未可臆测，至少后来受王振唆使终于折损于“土木”，过了一年多的俘虏生活，并不是巧合，只不过二者事异，不可并论罢了。 总之正统时期经过阮安等人出谋建造起来的三殿、已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徐杲的“以意料量”，虽然一方面表明了他对建筑本身了然于胸的高深造诣，同时也说明了，由于大木的来源越来越困难，不仅使一些梁柱甚至不得不采用拼合做法，还使徐杲主持营建的三殿，只能根据当时材料的实际情况，“以意料量”来加以设计。因此徐杲所设计的三殿，即使在特色上不排除比正统时或有所长的可能性，与已经发生过变化的正统时期相比，不仅形制上又发生了不同，就连建筑本身的大小也更改了。 天启再度“简约” 万历时，大太监魏忠贤骄横不可一世，使明代再次出现了朝官巴结太监的情况。兴三殿时，“诸曹郎奔走其门”，当时员外郎施邦曜因为不肯拍魏忠贤的马屁，因此被魏氏所嫉而“欲困之”，曾“使作兽吻，仿嘉靖间制，莫考。梦神告之，发地得吻，嘉靖旧物也”【54】。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三殿的再次被毁，又一次发生过失制的情况，而且嘉靖时的包镶做法，也成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监察工程左给事中胡忻等提出“金柱、明梁因材辏补”的依据。一直到天启时还没有盖起来的三殿，于天启元年(1621)由御史王大年提出了再求节俭的建议，称：“夫茅茨土阶，光照帝德，卑宫陋室，无间禹功。今一街石也，而费十余年之开斫，劳数万夫之推挽，孰若量减其阔厚，轻省以奏功；顶石大者，亦为量减，似于制无碍。至若花石、金砖采运费烦，铁力等木召买艰难，以别项酌抵……。得旨，依议。惟街石、顶石尺寸仍照旧例”【55】。从这一记载我们又可以知道，这时候的重建，除了街石、顶石还能仍照当时旧例以外，其它方面，凡是能从简的几乎都被从简了。王大年在提出建议的时候，把万历至天启时期的经济和嘉靖时做了一个对比，称：“彼时物力充盈，咄嗟立办，大非今比”，这是熹宗同意王大年再求节俭建议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诸方面的考察，除“梦助”的说法不可尽信外，证明明代的三殿，自永乐初建被毁以后，经过正统到天启的几次重建，不仅风格与规制的考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就连材料的等第和建筑体量都变小了。至于当初是什么样，只能从仅存的一些诗赋中体会一个大概了。 ㈢旧制难寻 明初的奉天殿，四周平廊，面阔虽然也是九间，实际进深也是只有三间，但由于体量高大，攒金柱上的大梁要达到六七丈的长度，从当时所采大木的长短粗细来看，完全能满足需要。我国古代最早的夏屋只有前后两坡，至殷商开始出现四阿顶。任启运《宫室考》称“天子殷屋四注四霤”“大夫夏屋二注二霤”。郑曰：“天子诸侯屋用殷制，四阿四注”，“大夫以下用夏制，前后二注。”至少自西汉以来，庑殿顶既为最高品极，因此早期的奉天殿可以肯定仍是今天的这种庑殿顶，只不过宽是在三十丈左右，深达到十五丈左右。从目前仅存一些诗赋中的描写来看，谨身殿虽然也还是今天的这种“歇山顶”，按工字形三台的实际宽度衡量，“镇极而峥嵘”的谨身殿，建筑体量的高大显然相当可观，而有“悬鱼惃凛而下垂，拒鹊媋而上腾”【56】的描述。还有我国早期歇山顶建筑中，两山不用山花封堵，使用“垂鱼惹草”的特征，证明早期的谨身殿还有宋元遗风。而华盖者“天子盖也”，按《古今注》记载：“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另外“华盖”又是《晋书·天文志》所载星名，“天皇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盖下九星曰杠，盖之柄也”。明初的华盖殿正是“上仿象夫天体之圆，下效法乎坤德之方”【57】，与今天中和殿屋顶采用“四角攒尖”的形式截然不同，是一座“若圆倪之无极”【58】的圆顶建筑。从“华盖穹崇以造天，俨特处乎中央”【59】的描写来看，赋中所云“俨特”的那种庄重与突出，以及“竦摩空之伟构”【60】的高大而兀立居中，另有一种与今天完全不同的风格，应该正是明代起名“华盖”的原因，大概也是后来在两宫之间加建殿宇(交泰殿的前身)时，也仿照前朝规制做成“圆顶”，并依建筑形式而称“中圆殿”的原因。 从早期三殿的体量以及与三台的关系来看，三座建筑之间的距离较今天为短，《春明梦余录》中所说的“中极渗金圆顶，如穿堂之制”【61】似乎应该是早期三殿的布局，嘉靖改建以后的三殿，由于比前缩小，其中极殿不仅更趋孤立，而且几乎已经成为一座与前、后殿无法形成直接联系的独立建筑，已难构成当初那种穿堂的性质，与现今文华、武英前后殿之间那种真正的穿堂相差更远。因此将“穿堂”用在改建后的“中极殿”名下，与初制相较似已不符。 虽然早期三殿的规模我们已经无法看见了，但它的高大雄阔和“楹绕金龙”、“檐腾神凤”“花础盘磶”【62】的写证，比今天的故宫还要富丽堂皇却完全可以肯定。从今天的故宫，已经很难想象那时的“花础盘磶”是怎样的一种样子，因为今天的三殿、两宫已经全都是素面柱础了。 明代三殿“四面轩除”【63】，与周围建筑的关系使用廊接，没有防火墙将三殿从中阻断，所以在明代有关建筑记载中，所用“周围廊房”或“廊庑”并称的记述，是一种准确的记载方式。奉天门更是“结台开轩”【64】，明《实录》中，更有“文武百官朝亲王于奉天门东廊”的记载，其格局显然比今天开敞的多。天坛的斋宫至今还是以163间廊房组成的回廊环绕，可以肯定是迄今为止保留明代风格最大的一组建筑。明代宫殿的这种特色一直至清初还是如此，不过已经超出本文，不做详述。另外从午门两侧掖门到东西两庑南部的小礓各有“斜廊”【65】的情况来看，明代的故宫远比今天繁复玲珑，也是一旦大火升腾，往往延烧殆烬的原因。由于这种繁复的格局，加上经常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火灾，嘉靖曾对大学士张聪说：“宫中地隘而屋众，且贯以通栋，所以每有火患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固知圣祖虑深”【66】。可见在各主要建筑区，建筑之间多施以廊接，是明代故宫的重要特色。 明代初建南京宫殿时，蒙元尚未灭亡，天下尚未混于一宇，当时的建筑“制皆朴素，不为雕饰”，并将“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及“《大学衍义》(书)于两庑壁间”，朱元璋曾以“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67】自许。但因朱元璋一度想衣锦还乡，安都凤阳，后来集中全国人力和物力兴建的中都宫殿，已经华侈无比，终于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加上其它考虑，使朱元璋在中都宫殿尚未竣工，就中途放弃了定都凤阳的计划。中都罢建以后，转为改作南京宫殿，由于中都修建曾引起人民的不满，这时的朱元璋复以“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68】而自矜。为此朱元璋特谕工部：“今所作宫殿，但欲朴素(校勘本写为“朴业”)坚固，不事华饰，不筑苑囿，不建台榭。” 【69】因此重新改作的南京宫殿，被称为“制度皆如旧而稍加增益”【70】，主要是在旧有基础上改作和增加一些新的建筑内容(笔者另有专文)。宫殿完成以后，明《太祖实录》记称：“上以大内宫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71】。由此相比，北京宫殿的所谓规制“悉如南京”，不过是仿效了南京的整体布局，而它的“高敞壮丽”，按三殿初制推测，应当与中都的大殿差相仿佛，中都柱础达2.7米，现今的太和殿柱础为1.6米。显然永乐所营造的北京宫殿，比南京的“过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小之别，也是“宣德再建，诸匠作皆莫省其旧”的原因，更不是今天这种台座与建筑完全不合比例的形制。 【1】见本书《永乐北京宫殿营建探实》。 【2】明《太宗实录》台湾校勘本卷二百三十六，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一百二十。 【3】明《英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二十三。 【4】明《英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三十五。 【5】明《英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二十六。 【6】明《英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五十四。 【7】明《英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六十四。 【8】明《英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六十五。 【9】明《英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八十三。 【10】《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四《郑端简公年谱》。 【11】【12】【14】明《世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百四十六。 【13】【15】明《世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百五十二。 【16】明《世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百六十。 【17】明《世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五百一十三。 【18】明《世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百五十七。 【19】《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四引《古和稿》 【20】明《世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百九十五。 【21】【55】明《喜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一 【22】明《神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三百一十一。 【23】明《神宗实录》台湾枚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百九十二。 【24】明《神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三百九十。 【25】明《神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五百三十六。 【26】明《熹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十二。 【27】【30】明《熹宗实录》台湾校勘本卷八十七，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天启七年八月卷》 【28】明《熹宗实录》台湾校勘本卷七十六，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七十一。 【29】明《熹宗实录》台湾校勘本卷八十七，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无此记。 【31】《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四引《世庙识余录》。 【32】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一。 【33】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十。 【34】【36】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十九。 【35】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二十一。 【37】【38】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六十三。 【39】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一百七。 【40】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十。 【41】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二十二。 【42】【43】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十四。 【44】【46】《明史》吴中传。 【45】明《宣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六十五。 【47】明《英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九十三。 【48】《北京通史》第六卷55页 【49】【50】明《世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百七十。 【51】明《工部厂库须知》卷五。 【52】明《神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四百四十二。 【53】《明史》金瑛传附《阮安传》 【54】《明史》施邦曜传 【56】【58】《日下旧闻考》卷七桑悦《北都赋》。 【57】【59】《日下旧闻考》卷六李时勉《北京赋》 【60】《日下旧闻考》卷六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 【61】《春明梦余录》卷六。 【62】【63】【64】《日下旧闻考》卷六黄佐《北京赋》。 【65】明《万历会典》卷四十四《朝仪》：“凡奖廉能官……至期俱于左掖门内斜廊面北序立。……序班引廉能官，由斜廊行至东廊小礓下面。” 【66】明《世宗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一百二十。 【67】明《太祖实录》台湾校勘本卷二十五，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二十。 【68】明《太祖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一百一。 【69】明《太祖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一百六。 【70】明《太祖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一百十五。 【71】明《太祖实录》台湾校勘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卷一百十六。 《紫禁城建筑研究与保护》 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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